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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见证北川重建之路

      见证北川重建之路

      2020年01月22日 07:41 来源:中国新闻周刊参与互动参与互动

        见证北川重建之路

       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/霍思伊

        发于2020.1.20总第933期《中国新闻周刊》

        在新县城建成前,每年清明、“5·12”和羌历新年,瞿永安都会来“三道拐”烧纸或放上几束菊花。这是2008年地震后唯一可以俯瞰老县城的地方,震后改名叫“望乡台”。那时,瞿永安是北川县委常委、副县长,在地震中失去了11个直系亲属。

        2011年腊月廿九,晚7时,在新县城中心的商业街入口处,一扇红色的城门被立了起来,火枪队向空中打出第一枪,城门被推开。中国首个震后异地重建的县城重获新生。

        经历了最初的选址争议,“规划先行”的决策机制在重建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落实。中国工程院院士、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崔愷指出,虽然发源于灾后重建的特殊语境,但北川重建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,对日常的城市规划、城市管理、建筑创作有长久价值。

        选址

        “5·12大地震”后不到半个月,瞿永安就着急地带着两名规划师进山。山里道路全被阻断,三个人经四川省绵阳市平武、松潘,再到茂县,绕行700多公里???、打摩的、骑马、坐船又走路,最终进入震后北川的大山,在各乡镇实地考察、走访,花费了近一周时间。

        考察的目的是向绵阳市以及从北京来的规划专家组汇报,重新选址需要慎重决策。

        地震中,北川的遇难、失踪人员共计19956人,占整个地震遇难人口的1/4,直接经济损失近600亿元?!氨贝ń倌昀椿鄣奈镏驶〖负跞炕儆谝坏??!宾挠腊菜?。

        受住建部委派,中规院的12名规划专家于5月19日下午到达北川,带头的是时任中规院院长李晓江。他们一到现场,就得出了一个和瞿永安一致的初步判断:震后北川,只能异地重建。

        作为“5·12大地震”这一举国关注事件中的关键一环,北川选址被赋予了更多符号意味。因此,整个决策过程显得格外慎重。

        5月25日,李晓江等人突然听说,有专家向国务院领导提出建议,新县城可以选址在北川县内的擂鼓镇。李晓江知道,擂鼓镇有两条活动断裂带通过,处于滑坡、崩塌,岩溶等地质灾害高易发区,本身受灾也严重,用地空间狭小,不利于北川的长远发展。但擂鼓镇的好处是,仍在北川县域内,不涉及跨行政区划的搬迁。

        事实上,中规院后来给出的五个方案中,除了擂鼓镇,另外四个选址分别是永安镇、安昌镇、桑枣镇和安昌东南。它们的共性是,都地处另一个县——安县,也就是说,都涉及行政区划的调整。

        李晓江要求团队在三天内拿出一个方案。28日凌晨,中规院正式向绵阳市提交《北川县城“5·12”特大地震灾后重建选址与规划研究基本结论》,明确建议选址在安昌东南。

        评估的因素有很多,包括地质条件和安全性、区位条件、用地条件等,但最核心的原则就是“安全性”。参与撰写报告的中规院高级规划师、后来在北川驻扎近三年的孙彤曾回忆说:“安全的标尺是一个一票否决的要素?!?/p>

        “不是说建筑足够坚固就能抵御所有自然灾害,在大自然面前,人是很渺小的?!焙罄赐抑氨贝ǜ毕爻そ甑闹泄嬖汗婊σ蠡崃颊庋浴吨泄挛胖芸匪?。

        回顾北川县城的历史变迁,上世纪50年代初期为了治理匪患,北川县城从治城(今禹里镇)迁往曲山镇。此前这里鲜有人居。唐山大地震后,地质专家曾专门来北川勘察,指出曲山镇在龙门山断裂带上。从老县城茅坝新区开挖的建筑基坑中,可以看到数百年前滚落的巨石和砖瓦碎片。更危险的是,北川四面环山,场地狭长,地震过后极易引发山体滑坡、泥石流等次生灾害。

        北川民间一直流传着“包饺子”的说法,也就是担心地震和地质灾害会导致山体滑坡,将县城覆盖。90年代,北川曾致力于将县城搬迁至擂鼓镇,但因投资巨大、问题复杂而屡遭搁置。李晓江在地震后刚踏入北川老县城踏勘时,感慨“这是一个历史性错误”。

        殷会良指出,“5·12大地震”后对中国人最大的改变,就是纠正了自古就有的“人定胜天”思维惯性。有些灾害防治不了就要加强避让。汶川之后,全国上下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,都有了一个比较大的转变。

        2008年6月5日,接到中规院报告五天后,绵阳市委直接向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递交了这份选址报告。11月10日,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北川新县城选址,将原属安县的永安镇、安昌镇和黄土镇6个村,共215平方公里土地划入北川。最终,北川县城南迁23公里。

        《中国新闻周刊》曾经对北川重建进行报道

        重建

        选址落定后,北川新县城开始重建。

        在瞿永安看来,新县城规划最好的一点,是坚持“以人为本”。作为一个地道的北川人,他在北川生活超过50年。在新县城重建的过程中,瞿永安主要负责从政府层面推动规划落地,做统筹工作。2012年,他晋升为中共北川羌族自治县委副书记、县长。

        对于新老县城的对比,瞿永安有切身感触。虽然对老县城有感情,但由于建成年代久远,老县城在数次整修后仍令人感觉逼仄破败。而新县城“相当于在一张白纸上画出蓝图”,无论是从人居环境,还是建设理念,“放在县城里比较,几百年都不会过时?!?/p>

        新县城窄路、密网,格局紧凑,建筑限高30米。这与当时全国各地大小城市都时兴的大广场、大马路、大公园和地产开发带来的参差不齐的天际线,差异很大。北川人均城市绿地标准比成都还高,出门300米就见树或进园。新县城还从老县城移植过来很多树木,一些老建筑也被留存,比如板凳桥,这是一条用石墩打成的古桥,因形似板凳而得名。现在,瞿永安还会兴致勃勃地说起这座桥,这是他和很多北川人的过去,是一座城市的记忆。北川重生,桥也被保留了下来。

        到了夜晚,全国唯一的羌族自治县展现出她的民族特色。在县城中心的“巴拿恰”商业街和旁边的新生广场上,数十个人围成圈,跳起羌族舞蹈“沙朗”,羌语意为“唱起来、跳起来”。人们不停地旋移、甩手、摇肩、腾跃。在瞿永安看来,身体俯仰间,是重生后北川不断燃起的生命力。

        中规院原院长李晓江用“回归”来形容新县城的重建。

        在2018年5月中规院举办的“震后十周年灾后重建研讨会”上,他说,为这样一群遭受巨大灾害的群众服务,规划师们更需要去想他们需要什么,这其实给了规划师一次回归的机会?!白鲆桓鲎钫媸档某鞘?、最不夸张的城市、最符合老百姓需要的城市。不是为了房地产、政绩或者所谓的城市竞争力和土地开发效益,”他说。

        重建时期挂职北川县委常委、副县长,现任绵阳市梓潼县委副书记、县长贺旺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指出,生态优先、以人为本、?;ど偈褡宓睦肺幕仍?,是城乡规划的基本理念,不能说有多新,但在国内很多城市规划建设中却没有得到充分的贯彻落实。

        三年重建完成后,后续所有的建设问题和规划调整,北川县也都会及时找中规院沟通。用瞿永安的话说,中规院是龙头。他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,去年刚修订的《2018~2030北川总体规划》,也是由中规院牵头完成。

        在中国几十年的城建史上,从未有一个规划团队和当地政府如此长期持续的合作与服务,陪伴跟踪一座城市的成长。

        应地方政府要求,中规院成立了北川新县城规划工作前线指挥部,时任院长李晓江和副总规划师朱子瑜分别担任指挥长和副指挥长,成立若干工作组,选派殷会良、孙彤等一批专业技术人员长期驻扎,一干就是三年。

        可以说,北川新县城的重建,是中国城市建设的一个转折点。在规划层面,北川重建成功实践了规划机制和理念上的创新,这些实践后来被专家们总结为“北川模式”。

       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崔愷指出,“北川模式”对包括雄安新区在内的未来城市的建设、管理和建筑创作都具有很大的参考意义。

        发展

        灾后重建实际上是三部曲,救灾、重建和发展。重建完成的北川,仅仅是物理空间重建,从长远来看,产业重建和社会重建更为关键,也需要一个过程。北川重生之后,城市未来的可持续发展,成为它需要解决的最核心议题。

        地震前,北川几乎没有像样的产业项目,只有茶叶和蚕桑,还有一些严重污染环境的矿类产业。截至2018年,震后10年内,北川全县地区生产总值已经突破50亿元。但和其他中小县城一样,北川的产业突围也面临一定挑战,例如缺乏大片土地,无法吸引大型龙头企业,也缺乏产业基础和人才。

        2019年12月26日,北川通用机场宣布开工。瞿永安表示,北川未来计划以机场建设为契机,建成一个通用航空产业园,努力延伸产业链,将飞机制造、飞机组装等业态全面引入。此前,北川引进了一所泛美航空学院,今年秋季开始招生。

        贺旺认为,目前的通航产业,对北川而言是个机遇。他指出,对于一个人口不多、规模不大、工业底子薄的小县,产业发展思路不能大而全,而应结合自身资源禀赋,找到产业发展的下一个风口?!翱赡芤簿鸵涣礁鎏乇鸷玫南钅?,就可以把县域经济带动起来?!彼?。

        作为灾后重建城市的样本和范例,北川需要探索的更重要命题还包括:在类似于计划经济模式的重建之后,如何摆脱对国家支持和对口援建的依赖,寻求城市自身发展的可持续模式?如何突破政府规划、政府投资、政府建设等典型“灾后重建”的实践方式,引入更多社会力量和社会资本,参与县城未来的发展?

        从这个意义而言,北川的实践还在继续。

        事实上,灾后重建不仅给北川,包括整个四川都带来了新的机遇。

        地震后,整个成都平原经历了跨越式的发展。国家层面投入的资金极大地拉动了四川板块的经济,为此后十年打下了很好的基础?;ǖ拇饔弥皇且环矫?,更关键的是,此前封闭的四川盆地开始接受全国各地的信息、人才和文化。四川对外的联系出现了爆发式增长,对原本的文化、政治和社会生态都带来很大冲击。

        “这种冲击,也是一种大的融合。只要有融合,就会激发新的活力和动力?!宾挠腊菜?,灾后重建让北川提前发展了20年。

        据四川省统计局2018年5月7日发布的《汶川地震重灾区十年经济发展报告》,地震十年后,灾区综合实力显著增强。2017年,四川区划内的39个国定重灾县GDP、人均GDP和居民收入均大约是2008年的3倍。

        现在,昔日的北川老县城,作为全世界唯一整体原址原貌?;さ墓婺W畲?、破坏类型最全面、次生灾害最典型的地震灾难遗址,2010年5月正式对公众开放。在这里,地震发生的瞬间永远凝固,倾塌的房屋被几根支架撑起,倾斜的角度没有变化。

        李晓江说,中华民族是一个多灾的民族,但我们会在灾难中不断成熟,把上一次灾害的教训变成下一次灾害的借鉴。

        他的《规划新北川》一书扉页上写着“多难兴邦”。这也正是2008年5月23日,时任总理温家宝在北川中学的黑板上写下的4个字。

        《中国新闻周刊》曾多次对北川重建进行封面报道

        “2008年5月12日,汶川。历史不会在这一刻定格。让我们在悲痛中汲取成长的力量,向未来,生生不息!”

        ——摘自本刊2008年5月26日总第372期封面故事《国殇》。5·12汶川地震共造成69227人死亡,374643 人受伤,17923 人失踪。本刊分别在 2008年5月19日、5月26日、6月2日和6月9日推出封面故事《大地震》《国殇》《汶川的孩子》《一个国家的动员》。

        《中国新闻周刊》2020年第3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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